五运六气・刘完素

唐代是运气论发展的重要阶段。王冰在《素问》中补入了运气七篇，推动了后世医家对运气理论关注和研究。

“其学说的基础与本质是将五行（五运）、阴阳（三阴三阳之六气）与天干、地支相配，进而言说每年的疾病属性。这种学说显然不能被实际印证，但自宋代开始成为医学考试的必有内容之一，所以才普遍受到重视。金元四大家的刘完素等虽以研究“运气”著称，但实际上已然意识到这一问题，故其运气学说的实质，变为依疾病的临床表现确定其属于何“气”致病—有是病，则谓有是气，而不再是按照先验的固定模式。”

“刘完素的早期著作有两种：一是《医方精要宣明论》，主要是记述内科杂病的证治方药；一是《内经运气要旨论》，为运气学说的专著。由于在刘完素的代表作《原病式》和《保命集》的序文中都曾先后提到这两种书名，而且在罗列著作时，无论是刘氏本人还是他的学生马宗素，都将《内经运气要旨论》置于首位，因而说明这是他较早的一部著作。用刘完素自己的话说，这是“本乎三绩之圣经，兼以众贤之妙论，编集运气要妙之说十万余言”而成书的，因而如果忽视了此书的成书年代，据此论谈刘完素的学术思想，显然是不正确的。那么，刘氏对于运气学说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呢？

运气学说的实质，可以说有注意到了人体发病与自然界变化的某些规律性联系的科学一面。其起源为我国古代“天人相应’的理论观点和观察性的总结，但这种实践经验被强行规范化后，就失去了其自身合理的光彩，成为脱离客观实际的空洞条文。运气学说的代表作，一般公认是唐·王冰在次注《素问》时，以“旧藏之卷”补《素问》之缺而窜入的七篇大论。其中五运、六气与天干、地支相配，以及司天、在泉之说均为《素问》别卷所无。这种学说在王冰书成之后的三百年间没能引起人们的兴趣，直到宋代才有沈括等学者提到此说。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刘温舒著《素问论奥》，专门论述五运六气，并绘图说明，上之朝廷，以后逐渐受到重视。王安石变法之后，更把运气学说作为太医局考试医生的科目之一，另外诸如寇宗爽的《本草衍义》、赵估的《圣济总录》、陈言的《三因方》等有影响的著作，都对此大加推崇。

刘完素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对运气学说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的运气专著曾经门人马宗素重编，名为一《图解素问要旨论》，分为彰释元机、五行司化、六化变用、抑沸郁发、互相胜复、六步气候、通明形气、法明标本、守正防危等九篇。从篇目即可看出，在刘完素的青年时代，对于运气学说主要是“编集运气要妙之说”。但在长年的医疗实践中，刘氏逐渐地认识到教条化的运气学说中存在着许多牵强附会、不切实际的内容，所以在他中年至晚年的学术著作中，对此做出了许多新的解释。

刘完素的后半生；定居河间为百姓治病。刘氏为人颇有民族气节，当时金章宗曾多次请他出来作官，均被拒绝。故史书有“金时三聘不起，赐号高尚先生”的记载。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刘完素开始批判某些运气著作“观夫世传运气之书多矣，盖举大纲，乃学之门户，皆歌颂铃图而己，终未备其体用，及互有得失，而惑人志者也。况非其人一，百未得于经之一二，而妄撰运气之书，传于世者，是以矜已惑人，而莫能彰验。”所以他在论证发病时不再采取干支纪年与运气相配的说法，而仅仅是偏重“四时天气者，皆随运气之兴衰也，然岁中五运之气者，风、暑、燥、湿、寒各主七十三日五刻，合乎期岁也。岁中六部之主位者，自大寒至春分属木，故温而多风也；春分至小满属君火，故暄暖也；小满至大暑属相火，故炎热也；大暑至秋分属土，故多湿阴云雨也；秋分至小雪属金，故凉而物燥也；小雪至大寒属水，故寒冷也”。所以元代薛时平注称：“凡《原病式》中所说五运六气，皆是岁中小五运及岁之主六气，非统岁加临之五运六气也。”这种一岁之内按季节，或节气论说发病规律的特征，正是《素问》除七篇大论之外的各篇中的主体思想。由于年复一年，四季的变化确实存在着基本不变的规律性，所以流行病、多发病也就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因此这种理论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然而小五运的本质仍旧是着眼于支配发病属性的自然因素，不是讨论个体的差异与个性。而刘完素的晚期著作虽然大量引用《素问》七篇大论的文字，也确有“司天”、“在泉”之说，同时一再强调：“医教要乎五运六气，……不知运气而求医无失者鲜矣”，但实际上他在论违疾病属性时，已经完全脱离了与时间座标的窗定联系，仅仅是将临床所见的千变万化的症状，绪归五运（肝木、心火二脾土、肺金、肾水）与六气（风、寒、暑、湿、燥、火）。就是说，五运与六气都不过是各种症候群的抽象名词而已。这种转变在他学术思想趋于成熟时完成的《素问玄机原病式》中得以全面体现。其实质是中国医学的病因、病理学。

正是由于人们往往忽视了刘完素所倡运气学说的实质，所以多有不切实情的评价。如谢观《中国医学源流论》论五运六气时说：“及刘河间出而新说大盛”，将其与刘温舒、沈括、寇宗爽等人的运气学说视若一等。甚至于说他：“使中医理论带上了更多的神秘色彩，而且这种随意推论的作风，也给后世带来很不良的影响。”这些不甚恰当的评价恐怕是源于疏忽了刘氏著作的先后，因而未能发现他思想的转变和并非运气的刘氏运气学说之实质。”

—摘自廖育群：金元四大医家——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